我们记得的，多于我们能说的
- Type: Newspaper Article
- Author: 赖, 长生
- Journal: 社会科学报
- 总1866期
- 第6版
- Year: 2023
Abstract
无论如何，在合理的断言无法给出前，我们也应当拥有保持合理信念的权利，这既为纠正错误的集体记忆保留了可能，又是一种更完整的认知警惕的应有之义——认知警惕的对象从来都不应只是个体。在这个信息爆炸观点纷飞的时代，我们何时应当相信，何时应当怀疑？怎样的信念算是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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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s
记忆信念是弱的
信念的规范问题：
怎样的信念算是合乎理性的，或者说在认知上可允许的（epistemically permissible）。
强信念观
传统观点:
断言与信念是一对可相互类比的概念。信念是内在的、说给自己听的断言，断言是外化的、说给他人听的信念。
由此，信念的规范就是断言的规范：
一个人可以合理地相信命题p，当且仅当此人可以合理地断言p，反之亦然。
威廉姆森（Timothy Williamson）为代表的一派学者：
信念和断言的规范都是知识。唯有当你知道p，你才可以合理地相信或断言p。
“断言”和“知道”一般在知识论里被认为是一种认知上较强的状态（区别于“认为”“猜测”“半信半疑”等较弱的认知状态），威廉姆森的这种观点被称为“强信念观”（the strong conception of belief）。
对强信念观的反驳
霍桑、罗斯柴尔德和斯贝克特（John Hawthorne, Daniel Rothschild，and Levi Spectre）发表 Belief is weak 一文：
信念是一种比断言更弱的认知状态，这意味着，有时哪怕我们尚不该断言p，我们也可以合理地相信p。
“相信”本身是一种更弱的认知状态，并不强调认知上的确定性，例：
- 外头正在下雨，但我知道事实可能并非如此。（矛盾感）
- 我相信外头正在下雨，但我知道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更自洽）
记忆信念是弱的
作者曾撰文指出：
记忆信念比断言来得更弱，我们可以理性地相信某些我们记得的事，尽管有时我们不应直接断言事实就是如此。
考虑到记忆信念在我们的日常信念中占比大，如果记忆信念是弱的，那么或许更一般意义上的信念本身也是弱的。
记忆为过往事件的交流提供支持
马尔和吉布拉（Johannes Mahr & Gergely Csibra）：
记忆有着重要的交流功能，当我们试图对过往事件进行解读并给出断言时，是记忆给了我们支持，让我们能够通过交流过往来形塑社会共识。
认知警惕
人类对过往的把握需要通过交流和审议来达至某种集体记忆乃至文化记忆。
在对话和交流的中，人们往往会保持认知警惕（epistemic vigilance）。
马尔和吉布拉：认知警惕是一种依据消息的来源与内容来判别其可信度的能力。
认知警惕普遍存在，对说话者和听话者双方都提出了要求：双方都凭“理由”说话。一方面，说话者需要尽量影响和说服听话者，通过其认知警惕的检验。一方面，听话者也要保持警惕，避免被错误信息误导。对于说话者，当被质疑“你凭什么断言p”时，“因为我记得p”往往是一个较好的辩护理由。对于听话者，若我们能断定消息确实源自说话者的记忆而非凭空捏造，那么我们往往愿意承认说话者的“认知权威性”（epistemic authority）。其次，为了能将说话者以往的“诚信记录”纳入参考，我们需要记住某个说话者过往究竟所言为何，是否所言为真。
因此：记忆是证言的认知基础，为我们有关过往事件的交流提供支持。
认知警惕为断言设立了某种规范
若我们的断言通不过自己或他人的警惕检视，那么这种断言在认知上便是失格失范的，换言之，这种断言难称合理。
听话者的认知警惕的决定因素：其最基本的两个要素是断言的内容和来源。
这两大要素各自会导致在一些情况下，我们可以合理地依据记忆相信p，但却不能合理地断言p：
- 从断言内容的角度来说，假如我对某过往事件的记忆与大众的固有认知大相径庭，那么我对此事件的断言就可能遭遇大众更严格的警惕检视。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此时我就不能合理地相信自身的个体记忆，哪怕它与集体记忆或大众所默认的“理性观点”相抵牾。在此情形下，我需要为自己的断言提供更明确的理由，主动将“我记得”这一理由陈述出来，供听众检视，也更符合格莱斯（Paul Grice）会话合作原则中的数量准则（the maxim of quantity）：在对话中提供足够适量的信息。
- 从断言来源的角度来说，听话者往往会参考说话者的过往行为和声誉来判断该说话者作为一个信源是否可信。若听话者认为说话者不可信，也不意味着说话者自身就无法合理地对过往事实保有信念。如果说话者赢得了大众的重新信任，那么他的断言或许能通过大众的警惕检视。但在此之前，说话者起码可以基于自身的记忆而合理地相信自己的信念，直到这份合理的信念能化作合理的断言。
提供协调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缓冲带
综上，我们看到了信念弱于断言的两种情况，在这些情况下，我们能合理地记得并相信的，多于我们能合理地言说的。
原因恐怕还在于信念与断言的“内外之别”：
- 断言作为具有更强公共性的言语行为，更需要考虑言说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以及听者的接受程度，因此断言的规范更取决于公众的外部评判。
- 信念作为一种更加私人和内在的心理状态，在某一信念是否合理的问题上，个体的元认知监测（metacognitive monitoring）判断恐怕更具分量。
协调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缓冲地带：
公共理性的判准往往被集体记忆所形塑，但当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相冲突，我们究竟应当作何取舍？一种较为折衷的方案要求我们不直接断言过往事实就是如此这般，而是点明自身信念的来源，更具体地断言“我记得”过往事件是如此这般。藉此，我们既不盲从集体记忆，对个体记忆的认知权威性保持应有的尊重，同时又不迷信个体记忆，将自身个体记忆的可靠性交由公众检验。无论如何，在合理的断言无法给出前，我们也应当拥有保持合理信念的权利，这既为纠正错误的集体记忆保留了可能，又是一种更完整的认知警惕的应有之义——认知警惕的对象从来都不应只是个体。